TCL简介：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TCL或TCL集团）创立于1981年,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早在1999年TCL就率先布局越南市场。至今已经走过早期探索、跨国并购、稳步成长、全球化再出发四个阶段，集团现有7万名员工，28个研发中心,10余家联合实验室，22个制造加工基地，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业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是李东生加入TCL的第39个年头，在这39年中这位著名的企业家见证了中国彩电行业从一穷二白到出货量占有全球的70%以上，从“旧时王谢堂前燕”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彩电行业近年来的惨烈竞争也让李东生转型的决心愈加坚定。1月13日，TCL集团(000100.SZ)发布公告，拟将名称变更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TCL科技”，仅仅两个字的变化，却蕴含着李东生第二次启航的雄心。
实际上，TCL的转型早已经开始。由于显示屏在电视的成本结构中占到了80%，作为国内最大的电视制造商， TCL从2009年与深圳市政府独立组建8.5代线，上马华星光电（TCL华星）到今天成为国内产能最大的液晶显示器厂商之一，只用了短短十年。2018年TCL集团发布公告，宣布进行资产重组，剥离消费电子业务，聚焦显示面板业务。从历年的财务收入构成结构上来看，这一资产剥离，将会让TCL减少近一半收入，但是盈利水平将有所提升。
“以前是电视赚钱，显示屏不赚钱；显示屏赚钱，电视不赚钱。主业不够集中，自然影响估值，”一位券商研究员告诉笔者，“转型以后，主业更为集中，但是受到行业周期影响波动率也会更大。”
对李东生来说，这一转型更是一个作为从业40年的中国老制造人对自己，对行业，对股东的一个承诺。“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我们一定要让投资者看到我们这个项目未来是有价值的，一定可以给股东带来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同时兼顾长远，但是由于产业的特点，短期的资产回报率肯定比不上那些成功的互联网企业。”
提高效率，扩张的基础
今天的液晶屏电视只要一千多块钱，而十年前的价格却在五六千元，显示屏价格的暴跌固然有技术升级的元素，也与国内厂商通过扩张产能，提升工艺打破国际垄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路风曾在《光变》中形容中国的液晶显示屏产业是“中国战略新兴行业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涅槃”。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以京东方和华星光电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纷纷冒着风险，重金建设高世代显示生产线，扩张产能，不仅大规模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也为国内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关于政府主导而造成产能过剩，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链上游仍然受制于人等各种观点也让业界对于这个液晶显示产业充满了怀疑。
理工科出身的李东生对此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提高效率，布局未来。作为制造业的一名老兵，李东生和他所带领的团队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1990年代初，抓住彩电行业快速增长契机，一举成为国内最盈利的电视制造商之一；2009年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失败，又让TCL饱尝盲目扩张的恶果；然而2009年，李东生又毅然投资100亿元“豪赌”液晶显示屏产业，上马华星光电。李东生曾在2016年《鹰的重生》一文中描述其心路历程中说，“《鹰》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更新的过程。我们必须把旧的、不良的习惯和传统彻底抛弃，可能要放弃一些过往支持我们成功而今天已成为我们前进障碍的东西，使我们可以重新飞翔。”
尽管是一场“豪赌”，李东生却在操作层面吸取教训，着重于提高生产效率，在并购和扩张产能方面极为谨慎。自2012年纳入上市公司财报以来，华星光电基本满销满产，运营效率始终居于行业前列。在2019年面板寒冬的情况下，华星光电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5.6亿元，同比增长28.4%，实现净利润13.0亿元，同比下降28.7%，EBITDA%为26.5%；相比之下，韩国领先的面板生产商LGD(LG Display) 则在前三个季度累计营业亏损为9575亿韩元(约57.8亿元人民币)，净亏损超过1万亿韩元(约60亿元人民币)，并宣布减少资本支出，全面关闭位于韩国境内的LCD生产线。
“尽管整个行业处于低谷，海外的公司还在亏损，但是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盈利的。”李东生表示，“TCL在管理效率方面一直是处于全球领先的，这点我们非常自信，但是涉及到并购或者产能扩张，我们仍然要进行一个有效的评估，只有在有把握让它在一定的周期内盈利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去做，这是一个机会事件。”在李东生看来，尽管有政府的支持，通过管理效率提升盈利能力，获得国际定价权，才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和扩张的基础，“赚钱”是制造业的应有之义，然而依靠受制于价格周期的盈利，仍然让李东生如坐针毡，布局下一次出发。
布局未来，构建护城河
“We are greedy, but we are long-term greedy.” (我们很贪婪，但是我们更看重长远)。高盛前董事长古斯•列维的名言经常被投资人挂在嘴边。受制于国外材料和工业设备，作为产业链中游的液晶面板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投资大，波动性强，在资本市场备受冷落。从京东方到TCL，市盈率都只有十几倍，与动辄几十倍的其他其新兴战略产业概念股相差甚远。在李东生看来，所谓投资长远就是要布局未来，贯穿产业链并且打造“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护城河。
面对OLED的挑战，TCL在2019年发布的基于Mini-LED的量产显示屏备受追捧，被认为是具有创新的技术产品。相比OLED，Mini-LED背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可比拟OLED面板的显示效果和轻薄体验；具备大规模量产能力，且寿命更长、功耗更低。2019年，国内外的面板厂商纷纷推出基于Mini-LED背光技术的各种产品，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不仅如此，TCL主导的喷墨印刷OLED工艺技术也已经到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众所周知，目前国内高端手机和热炒的柔性屏所用的AMOLED（主动发光有机发光二极体）技术，主要由三星所垄断，其占有全球出货量的85%以上。由于国内液晶显示屏厂商的快速跟进，目前三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降低，有关报道显示，京东方在全球AMOLED的市场份额已经爬升到5.9％，TCL集团位于武汉的AMOLED工厂目前也已经开始量产，并处在良率爬升状态。
在李东生看来就像当年做液晶显示产业一样，尽管三星进入的早，可以设计较高的产业门槛，中国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工艺的改良和效率的提高赶上去，但是在中小型AMOLED的领域，因为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中国企业受制于材料，工艺设备的状况并不会有所改变。而在中大型AMOLED领域，中国、日本、韩国的进度都差不多，中国企业则有机会弯道超车。
他表示，目前基于真空蒸镀工艺的AMOLED技术更适合于中小屏幕，在大型屏幕上则面临着生产成本高，面积提升有限等问题；与蒸镀工艺相比，喷墨印刷式工艺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成本还可以制造更大、基于其他材料的屏幕，生产效率也大为提高。“在这项技术上，我认为我们和国际企业是处在同一起跑线的，”李东生说，“我们在材料，工业设备方面都有参与，并且这项技术已经到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做第一个工业量产这种大屏的企业。一旦这项技术成熟，其生产成本将比目前Mini-led成本更低，并且可以应用于大面积的柔性基底上。”
TCL的三季报显示，截至目前，其旗下广东聚华作为业内唯一的“国家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已推出31吋4KRGB全量子点印刷QLED样机制备。华睿光电研发具有自主IP的新型OLED关键材料，基于蒸镀工艺的红、绿光材料与溶液加工型红光材料的性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除了大力推进半导体显示及材料业务的技术、产品和生态的布局， 李东生表示TCL还在择机进入其他的科技领域，“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是他们选择的标准之一，但是他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业务发展计划，仅表示在重组后的两年内希望能够落实。
打破垄断，任重道远
除却在技术、工业设备等需要几十年的积累之外，液晶显示屏的产业特点还在于技术演进的多样性和消费市场的支撑。如果不是当年日本人创新的将液晶屏应用于手表、计算器等领域开启了液晶显示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的不断革新，可能目前液晶技术仍然被某公司的实验室束之高阁。
而在全球经济放缓、全球化退潮的今天，TCL乃至中国整个半导体显示行业的突围也至少面临着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技术路线是否可以转化为产业化。显示技术一直存在多种技术路线，诸如当年的等离子显示和液晶显示之争，就以液晶显示大规模产业化而大获全胜；今天对于发展迅猛的OLED技术也存在Mirco-LED, QLED等各种同时发展的替代性技术，并且在不断成熟中。其中业界最为看好的是基于超小型LED作为像素来制作显示面板的Micro-LED技术。它比现有的OLED技术亮度更高、发光效率更好、但功耗更低。目前，苹果、三星等国际厂商都投入了Micro-LED的研发中。三星在今年的CES电子展中就带来了其292英寸的Micro-LED电视“The Wall”，市场有消息称三星也将于今年试投产第一条Micro-LED生产线。有关专家分析，尽管目前看起来Micro-LED离产业化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其对于OLED产业的颠覆作用，留给中国企业加速追赶的时间并不多。
第二，市场的需求和产业链的协作能否支撑半导体显示行业的技术不断产业化。众所周知，半导体显示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端的需求密不可分。而近两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的下行，让整个半导体显示行业承受了巨大压力，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才是技术产业化的正确通路。对此，李东生认为5G技术将是一个突破口，但是很难量化究竟有多大正面的影响。而对于全球化退潮下的全球产业链协作方面，李东生却并不担心，一方面中国的半导体显示产业的上游企业正在全力追赶，另一方面局部的技术脱钩无法阻挡半导体显示行业全球化协作的特性，无法形成全面的封锁。
第三，如何避免投资拉动造成的虚假繁荣。作为国家战略新兴行业的半导体显示行业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各级支持，也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产能过剩。不容忽视的是，在产量大幅提高的背后，几乎所有的核心部件、材料和关键工艺设备，都依赖于国外企业。TCL在印刷显示的探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连李东生自己都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真正可以与国外同行比肩至少需要几十年的积累。美国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其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等方面加剧其经济发展障碍与高期望值之间的紧张感，从而促进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变革，或者也可以称为路风教授所谓的“民族工业精神”。在半导体显示领域，“民族工业精神”显然是推动中国企业打破垄断的动力之一，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李东生、王东升这些老一代制造人的“民族工业精神”才促进了中国半导体显示行业的飞速发展。如何在“民族工业精神”的前提下进一步科学地制定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细则，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培养核心企业，核心技术，树立民族工业的护城河，而不是仅通过投资一味扩大产能而导致资源浪费，是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
李东生在采访的过程中，数次提到了要坚持，坚守。作为国家，目前正在制造业转型的时期，需要积累，需要试错，需要坚持；而作为企业，在目前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仍然需要坚守，只有在困难中才有机会，才能淘汰掉对手。“这个过程会很难很难，但是企业在制造业要成功的话，坚守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