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商业发展历史
发布：深圳邦道 日期：2022-04-30 人气：1749
1993年，美国白宫宣布开始提供“在线服务”，没几个月，联合国迅速跟进。官员们面面相觑，几乎没人彻底搞懂“在线服务”与“电话服务”的区别。
财经科技媒体记者猛然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巨大的炒作热点（概念），四处探听“在线”的含义，“Internet”这个词迅速出现在报纸电视上，一时传遍全国。
也就是这一年，当时还是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继他爹完成了州际高速公路的法案立法后，他谈的是另一种形态的高速公路——信息超级高速公路。
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互联网就是未来，人们纷纷惊呼互联网将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对那时新建立的美国公司来说，除了“科技”二字必须要有外，先建一个主页是最紧迫的事。
许多小公司千方百计地蹭互联网热度，在自己的公司名后缀上加“.com”，或者在名字里串上“I”“E”，想尽一切办法和“Internet”沾亲带故。
此时的中国互联网，从萌芽中破壳而出，惊艳了新的时代。
1994年4月20日，一条64K国际专线将中关村与互联网连在一起，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次TCP/IP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成为第77个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
1995年1月，中国电信总局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了北京、上海两条64K Internet的节点。之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联网连接都是限于小众层面，上Internet的人更多是因为拥有某种特权，而现在，这种特权开始消融。
1995年也是全球互联网商业发轫之年。网景、雅虎、美国在线、亚马逊、Craigslist、eBay等一大批的互联网巨头横空出世，微软发布了Windows95，提供了极客们利用和研究底层技术平台的可能。
1995年8月9日，网景浏览器在纳斯达克上市，定价14美元，开盘后一路飙升至71美元，500万股被抢购一空，收盘价超过58美元。
1996年，雅虎公司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仅一年的时间，其股票价格翻了64倍，总市值达到了450亿美元。
这两家成立仅2年且未曾盈利的公司震撼了金融圈，华尔街为之疯狂，全世界都在高呼：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
模式或许会骗人，但飞涨的股票做不了假。老牌职业投资人拿出放大镜，始终看不清这个几乎不依赖传统“政策套利”与“关系寻租”的新兴产业，为何股价奇高。
于是他们纷纷发出感慨——这个提供给笨蛋、科学家和打字员的娱乐行业，终将是一场泡沫。
而另一边，被誉为互联网圣经的《连线》杂志刊登了该杂志主编凯文·凯利的一篇预测性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好消息是，你将成为百万富翁；坏消息是，人人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现在回头来看，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一直都是业界争论不休的焦点。
他们都是对的，可惜都只对了一半。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没有任何投资者会以正向现金流来衡量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互联网泡沫与梦想齐飞扬。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本世纪最大的一笔合法“造富”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资本市场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华尔街的造富浪潮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海归、商人、极客、VC推手，一起齐刷刷地卷入中国的互联网江湖。
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期盼的海归学成归来的希冀在1995年终于成为了事实。
不同于改革开放第一批农民企业家迫于“走投无路”经商，有别于92年下海的那一批有着政商背景的商人，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网人，兼容东西方文化的海归，用互联网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
在PC门户网站时代，1995年回国的张朝阳占领了先机。
1996年，张朝阳便离开ISI创立爱特信，而丁磊1997年才创立网易公司，马化腾要1998年才创立腾讯，王志东也要1998年才创立新浪，李彦宏2000年才推出中文搜索引擎。
作为中国互联网初代“教父”、先驱者的角色，张朝阳与王志东对中国互联网的贡献是跨时代的。
前者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后者跑通了资本如何退出的商业闭环。
1996年底，张朝阳拿到了尼葛洛庞蒂、爱德华·罗伯特和邦德给的22.5万（到账17万美元）美元的天使投资，在美国德拉华州创办搜狐的前身“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而后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服务器放到了北京电信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服务器托管。
1998年4月，爱特信公司获得包括英特尔、道琼斯、晨兴、IDG等共220多万美元的第二笔风险投资，并更名为更响亮的搜狐公司。
国外资本直接投资，境外注册，国内运营，张朝阳成功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搜狐也成为中国用海外风投资金建立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朝阳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计算机数字化领域50名风云人物。
1999年7月1日，就在王志东带领新浪准备赴美上市的临门一脚，《证券法》正式生效，明确规定：具有外资背景的互联网公司，到境外上市必须事先审批。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很长的时期内，单独外资、包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及个人是禁止进入邮政电信业（ISP和ICP）行业的。
简单说，对于内地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必须过两关，一关是信息产业部，另一关是证监会。
5月发生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10月中美两国开始入世谈判。谈判中，中方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电信不开放，这里面也就包括了互联网的外资进入及相关政策。
中国不许外资进入互联网；到美国上市实际就是引入外资；上市必须得有互联网概念，摆在王志东面前的这三句话怎么也统一不到一块儿去。
技术天才王志东“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方法：把公司一分为三——干活儿的主体是国内公司，不去上市，上市的是美国公司，不做网络业务。
具体来说，原本就一家的四通利方公司，现在一分为三，新注册一家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做ICP，再注册一家合资企业新浪互动公司。
然后“互联互动”——互联在国内做网站，挣来的广告收入归给互动，其他收入以“技术支持费用”的转给了四通利方，而后两家公司跑到美国去上市。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科学史上颇具神秘色彩的百慕大群岛，会有一大串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名字。
新浪终于在三大门户网站中第一个拿到了信息产业部的批文，随即拿到证监会的出境绿卡，一骑绝尘直奔纳斯达克而去。
2000年，新浪终于成功绕开了政策和监管，于4月13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7月5日，网易登录纳斯达克，一周后，搜狐快速跟进，也拿到了PC时代的最后一张卧铺票。
新浪的上市，成功解决了如何资本如何退出的核心问题，跑通了商业变现的闭环。
这在之后，中国互联网甚至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国外资本+美国概念+中国市场+本土改造+美国上市。
用最快的速度学习拷贝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去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
随着中国网民数量逐渐呈现出爆炸式增长，门户网站与搜索引擎像一把钥匙，帮助中国早期网民打开了进入互联网的大门，也间接掀起了第一浪互联网“财富自由”的造富运动。
可谁曾想到，三大门户前脚刚跑出去，后脚微软反垄断与安然丑闻叠加，后期911事件推波助澜，互联网泡沫席卷全球。
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500家破产，80%的企业跌幅超过80%，中概股新浪、网易和搜狐，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
2000年3月，《巴伦周刊》在调查了207家互联网公司后得出了这样的数据：71%的公司利润为负，51家公司的现金会在12个月内用完，其中包括亚马逊。感受到了经济过热的美联储开始了一轮加息，把将利率从4.75%经过6次上调175个基点至6.5%，直接给了互联网致命一击。
2000年11月10日，中国移动推出一个新的业务品牌——“Monternet移动梦网”，对于苦于不知道怎么样从网民那里收钱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移动梦网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国高科技互联网公司们，主要靠游戏和“移动梦网”续命。特别是游戏点卡与短信代扣这种创新性的小额支付通道的打开，挽救了一大批互联网公司。
依靠着游戏与话费代扣两大现金流，三大门户成功翻盘，网游迎来了它的全力井喷和高峰期，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
当然，乱扣话费、短信诈骗、游戏是精神鸦片等话题也常常是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
中国家用电脑在1999-2003年之间得到大量普及，网民数量从1997年的60万出头，一路开始奔向2003年前后的接近8000万。
在线音乐网站和资源下载网站，“猫扑、天涯”等第一代社区和BBS，无数的地方站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在那个手机还是双向收费，异地通讯要算长途，挂QQ只能在台式电脑上的年代，掀起了一股独具“中国特色”的网吧文化。
所谓的屌丝逆袭、集体狂欢、互联网下沉的故事，准确来说从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
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所有的危机，永远都是既蕴藏着危险，又孕育着机会。在长达几个月的出门减少甚至停学里，许多互联网公司都迎来了用户增长和业务增长的黄金时期。
2003年年底，在互联网第一波里存活下来的中国公司都是投入最大精力到某一领域并获得领先地位的公司：
新浪、搜狐和网易的新闻门户，腾讯的即时通信，盛大和九城的网络游戏，Tom、空中网、掌上灵通的无线增值业务，还有携程的旅行、前程无忧的招聘、百度的搜索和阿里巴巴的B2B。
阿里和马云抓住了这一机会，电子商务、电商购物平台迎来了发展的锲机。
2004年末，web2.0的概念在美国被提出，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创新低潮之后，互联网再次成为老牌投资人的新宠。
社交、电商、搜索、游戏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核心，昔日火热的门户网站却日益边缘化。
2005年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转折之年，从外部环境来看，Google发掘出一批新方向，Skype为首的P2P概念、MySpace和Facebook主演的网络社区、YouTube开创的视频平台、Craigslist代表的本地生活信息分享平台、“第二人生”呈现的三维虚拟社区……
所有这些概念似乎都可以在中国重新讲述，特别是有了百度和淘宝这样的成功复制之后，美国投资者对此也不乏认可。从2005年下半年起，数十亿美元不停歇地流入中国。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copy to China”，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太洋西岸的中国，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
国内互联网创业者都是看到美国火什么就抄什么，“拿来主义”迅速本土本地化，重新寻求身份认同，并寻找自己与市场的连接点。
2007年，乔布斯在发布会上拿出世界上第一款iPhone，两个手指头一划放出一首《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宣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2008年是PC互联网的巅峰时期，当搜狐还沉溺于成为奥运会独家代理，世界上第一台安卓手机HTC G1悄无声息发布，移动互联网的滚滚浪潮和美国次贷危机席卷而来，4万亿直接刺激了国内市场，热钱同样滚滚而来。
2010年，《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这首歌终于传到了中国，中国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产品都面临着转型。
而其中的一个小插曲深刻影响了未来互联网的走向。3月，谷歌关闭了Google.cn，谷歌的退出，互联网瞬间成为了局域网，百度获得一家独大的事实，也提前宣告了一个一个时代的结束。
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仅有几英寸大小的手机屏幕上做出任何细微的变动，都可能影响平台核心流量分配机制。
任何一个新出的APP，几乎都是基于手机硬件的扩展（蓝牙、通讯录、麦克风、NFC、定位、相机、照片）等功能的商业化延伸，都蕴含着代际更替和弯道超车的大机会。
移动互联网时代，也称为手机屏幕争夺战。
从新世纪开始到现在，门户、搜索、游戏、社交、电商、团购、共享、O2O等新兴的商业模式陆续出现，几乎奠定了未来十几年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基础。
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互联网的大浪把普通人淘成了公众人物和产业偶像，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并使之再一次成为一场“全民狂欢”运动。
从2010-2020年，中国互联网火拼了10年，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中国移动互联网，除了“烧钱”外，可能最为恰当的是“泡沫”。
不完全统计，2010年初年，国内原本只有500家VC/PE，如今已经暴涨至4000家。他们将6.69万亿元投入一级市场，6.69万亿相当于2020年北京GDP的近2倍，杭州GDP的4倍多，他们用热钱打造了一个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回顾这10年互联网的发展，是颠覆与被颠覆、新王与旧王的故事，更是烧钱的故事。
2010年，起源于美国的Groupon团购网站，将团购之风吹到了中国的创投圈，一时间涌入超5000家的创业公司做团购网站。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广告、阵地战、拉锯战蜂拥而至，直到2014年，团购网站仅存176家，死亡率高达96.5%，最疯狂的“千团大战”争夺后，仅剩美团占据鳌头，坐揽O2O红利。
2011年在结束千团大战后，O2O格局逐渐稳定，但由于O2O业务难以盈利，外卖成为重要增长点，一场外卖大战一触即发。
这场美团与饿了么的“外卖大战”持续了整整三年，美团继千团大战后又一次决胜外卖大战。
2013年到2015年，由携程、去哪儿、艺龙领衔的国内OTA市场战火纷飞，2015年10月，与去哪儿同意合并，合并后携程将拥有45%的去哪儿股份，“去携大战”落幕，在线旅游之战也由此告一段落，携程一统中国OTA市场。
最大的烧钱大战堪称网约车出行大战，滴滴、快的、Uber中国、易到、神州优车、首汽出行、曹操出行七家企业在一级市场的募集资金就超过了270亿美元（约合1723亿元人民币），这其中滴滴以超过220亿美元的融资稳居榜首，巅峰时刻4个月就烧光了20亿。
最后滴滴凭借“本土化”突出重围，可最后的“结局”却并不乐观。
共享单车大战仿佛还历历在目，那些排队退押金的客户，到现在还在万名开外，共享经济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也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前后，“互联网+”概念火热，作为互联网金融代表的P2P网络借贷也迎来了风口。可惜2018年P2P行业逐渐开始退潮，一直调控，让P2P在强监管中逐渐回归理性。
2017年，以无人便利店、无人货架为代表的无人零售成为明星赛道，获得资本青睐，2年时间内共有138家无人零售企业，其中57家获得融资，融资总额近50亿元，可惜恶性竞争、高损耗率、供应链缺陷等弊端不断涌现，最后一地鸡毛。
疫情开始备受吹捧的在线教育，由于突破时间、地点的教育方式得到了追捧。一开始陷入了一场流量、生源、价格的争夺战，可谁知从“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几乎全军覆没。
而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大战，叫做“社区团购”，互联网科技大厂亲自下场，与小商小贩抢客源。
自动互联网时代，快速进驻、霸占头部、亏损式增长和以最大速度把体量做到赛道第一，几乎成为了大厂的“至胜法宝”。
经济的发展大概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资本积累，第二要素是人口的增长，第三个要素是技术进步。
一切商业的进步只有一个方向：更高的效率。
消费领域的故事几乎离不开“人、货、场”三要素，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有类似的三要素——人、信息、商品。
围观中国互联网30年，互联网行业一直做着抹平这个世界的努力。围绕普通人怎样参与，怎么发声，如何互动的问题，互联网大厂完成了“卖门票——观看演出——收费”的商业闭环。
从老牌互联网三大门户（新浪、搜狐、网易），到巨头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再到拼劲十足的互联网新贵TMDP（字节跳动、美团、滴滴、拼多多），以及互联网最古老的需求：社交、游戏、泛娱乐（电影音乐文学新闻）等领域，几乎都有一个超级玩家。
PC三巨头和BAT完成了人与信息、人与商品、人与人的连接，互联网大厂把信息、人、商品、服务、物流、资本几乎全部搬到了网上。
围绕人、信息、商品、服务，互联网大厂展开了共享经济大战、网约车大战、OTA大战、O2O等大战，诞生了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快手、滴滴出行、小米集团、蔚来汽车七家超级独角兽。
随着科技发展技术不断迭代，互联网不断降低参与互动的门槛，从一线城市，过渡到四五线城市，下沉到广大农村，用户也从青壮年，逐步向老人和小孩蔓延。
从万能的淘宝，到万能的微博，最后到万能的朋友圈，从BBS（个人主页）——Web 1.0（博客）——网吧的崛起，到移动互联网——Web 2.0——微博、微信的崛起——移动支支付的兴起，到现在的Web3.0——4G兴起——5G商用，可以说互联网从贵族特权跌落到集体狂欢。
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如“与民同乐”，可以说为了让我们“普天同乐”，互联网大厂操碎了心。
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嫁接以及对现实产业经济的贡献上，中国的IT企业是口号大于行动，概念大于技术。
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不会放弃在手机端对用户数据的挖掘和积累，深入挖掘智能手机某个传感器的功能，形成应用创新，再以这个创新为起点进行某个领域的模式变革。
中国的网络世界里还出没着数不胜数的没有原创精神的投机分子。正是他们在第一时间将大洋彼岸的最新网络动态“空投”到幼弱的中国市场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概念热浪。
在这样的炒作中，天真的传统企业、股民及各级政府的资金成为他们制造神话的助燃剂，资本市场上那块“中国概念”的金字招牌被一点点地刮去层层“金粉”。
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使得物质追求成为当代最显赫的“道德指数”，没有哪一家风险投资商会把手中的中国网络股权持有到这家网络公司赚钱为止——除非他找不到出手的下家。
中国的互联网，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诞生，在2000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至暗时刻，熬过了2003年的非典，迎来了2005年的大井喷，在2008年的短暂辉煌中被“次贷危机”波及，终于在2010年站住了脚，却在2015年的资本寒冬中被迫“合并”，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袭来，全球科技监管趋严，互联网行业风向逐渐发生变化，暗流涌动。
互联网对中国传统行业的贡献是毋容置疑的，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大多数靠流量、入口补贴等互联网兴新的商业模式。
凭借着“三板斧”——抢流量、拼规模、看增速，可以说互联网行业，只用30来年，就走完了传统行业60-70年的路。
消费互联网平台类大厂，都会面临市场高度集中，巨头内卷垄断、金融属性明显，技术创新偏弱、终端整合有余，纵向延伸不足等核心问题。
盈利点何在？何时扭亏为盈？回答不好这两个问题的都死在了沙滩上。
一个共识是，杀死一个行业的，从来不是反垄断与政策监管，而是滚滚向前的技术浪潮，移动互联网的故事更多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非技术本身的巨大变革。
新的财富故事蕴藏在科技创新里，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中，它们可能是一辆新能源汽车，也可能是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他们都需要足够多的钱和耐心。
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为各类科技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底层空间和演出舞台。
但是在这一片繁华背后，中国互联网行业距离真正的自给自足，距离真正的独立自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围观中国互联网30年，泡沫梦想齐飞扬，欢呼与喧嚣，眺望与迷惘，前行与阵痛，也一齐骤然降临。
中国的魅力在于其高速发展的速度，互联网的魅力在于其高想象空间，中国互联网的魅力在于既高速、又性感，不由你不喜欢。
